近来，昆明人力资源市场又现“怪象”：位于南坝的劳务市场，企业开出 5000元的高薪还招不到一个太阳能设备维修技术人员；而位于人民中路的人才市场，大学生们手捧求职表，挤来挤去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那边是招工难，这边是就业难，早已成为常态的“民工荒”转眼升级成为“用工荒”，一字之差，耐人寻味。

提高工资仍难招人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2月27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南坝人力资源市场，老远就看到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人头攒动，很多路过此地的骑车人不得不下车推行。

一些工人为了更快找到适合的工作，他们将劳作用的工具摆在面前，一些用工单位甚至将车子停在人行道上，在车窗上贴上招聘信息，就地与求职者面谈。人力资源市场上的职业中介机构则是派出工作人员在人群中不停的寻找需要找工作的人。有的中介机构为了更快的为用工单位找到工人，甚至免除中介费用。

市场内更是挤得水泄不通，上百家招聘单位前围满了求职者。用工单位多为餐饮、洗车、保安、建筑等行业，工资从800元到3000元不等。在招工栏上，对于文化水平的要求，许多用人单位均填写“无”，而少数几家汽修、焊工、木工之类的招工单位前，鲜有人问津。

禄劝农家乐饭店的宋老板介绍，他经营的饭店需要五六十个服务员，洗碗、送菜、配菜等工人都不需要什么技术，但每次过完年，都有一部分服务员跳槽。“有些连行李都不要，就走人了。”张老板今年开出“供吃住，每月800元工资”，仍没有招到适合的工人。

昆明巧手贴膜公司的李先生这天是第三次到市场招人。他告诉记者，今年的招工比去年难多了，单位很难找到适合工人。他们招泊车、收银、接待、贴膜等岗位，开出的工资是1000元至3000元。前天招到2个人，试用后不合适全走了。

记者了解到，很多企业为了招到适合的工人，也像巧手贴膜公司和禄劝农家乐饭店一样，费尽了周折，不止一次到劳务市场去招工人。

南坝人力市场的主任曹天瑞说:“从大年初七开始，来人力市场的应聘者就络绎不绝，每天都有4000人次的应聘者来到市场求职，而在正月十五后，每天进场求职的人数将突破6000人，这种情况可能要持续到4月底才会趋于稳定”。

尊重比加薪重要

中国啥都缺，唯独不缺人，怎么一夜之间就出现“民工荒”了呢？也许他们自己的声音更有说服力。

24岁的会泽小伙高玉才仔细阅读着广告栏里的招聘启事：急聘服务员，18至25周岁，包吃住，每月休息3天，每天要加班两小时以上，月薪1800元……他看完后大笑一声说：“这样的工作，傻瓜才去！每天要干10小时，每10天才休息一天，真把我们当牛马了！”

看着儿子这样，同样正在找工作的父亲老高颇多感慨：“现在年轻人真是被宠坏了。要在以前，非被老板一脚踢出门不可。那时我来打工，只要老板管吃管住、按时发工资，就很满足了，哪敢挑三拣四，跟老板讨价还价。”

这样的场景，正好体现出两代民工的不同理念。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工已经日渐衰老，没有足够的体力来应付高负荷的劳动，更没有精力来满足可能是无休止的加班，尽管那样会获得更多的报酬，对他们来说更好的归宿是回归家乡。而那些跟随他们在异地打工的孩子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民工，他们在城市的角落成长，他们能玩转3G，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父辈，他们还渴望融入城市，他们更重视自由与自尊。然而现实是否能满足这些看来原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梦想与权利，或者说是父辈们根本就没有拾起过的梦想和权利？

小高告诉记者，他去年所在的企业实行底薪加计件的薪酬制度。他通过计算，发现每个月自己做的产品达到某一数量，平均每件的酬劳是最高的，高于或者低于这个数量，酬劳都会降低。他发现这个规律后，就拒绝在完成该数量的产品后继续工作或者加班，虽然那样意味着会获得更多的报酬。

他无法准确地用边际效应或者说是临界值来表述这个数量。

80后的民工们究竟在想什么？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了他们的一些共性：一是不要高薪但要“尊重”，多数宁愿到一些工资稍低但对员工更加尊重的公司里工作。二是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他们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三是观念开放，追求真爱，他们在恋爱方式、婚恋观、子女观等较他们父辈都发生了变化。就行为特征而言，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

企业不用大学生

企业既然找工难，为什么不去录用那些有知识的大学生，而四处大叫“民工荒”呢？记者就这一问题问了多家企业，发现他们只想找无需支付高工资的农民工。雇用大学生就意味着要支付更高的劳动成本，他们对大学生的劳动效率怎么样心里没底。“养不起，那多是些只说不做的主儿。”一家开出5000元的高薪招数名太阳能设备维修技术人员说。

“民工荒”的出现，无疑是对大学生“就业难”的一种讽刺。

翌日早，记者来到位于人民中路的省人才市场，场内已人山人海，大学生们手捧求职表，挤来挤去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30万人，比上年增19万人，为历年之最，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总体就业率大约是六成左右。就是说有四成的大学生一走出校门就成了失业青年。

本来，从付出了高昂教育成本的角度上讲，大学生要求高一点的工资也是理所应当。可在这种只想找低价位、效率高的劳动力的思维模式下，大学生就业本来就难，再想要高工资只能是白日做梦了。学不能致用，才不能发挥，许多大学生只好继续当“啃老族”。

所以说，真正“荒”的不是民工，而是人的心态。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摆正心态，从长计议，把目光放远些，消除对大学生的偏见，为大学生的就业尽量拓宽渠道，或许“民工荒”只是暂时的。风雨过后就会见彩虹，否则，最后吃亏倒霉的恐怕还是企业自己。

“人口红利”提前消失

民工的来源，早期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后来的补充力量则主要还是农村青年初中和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所致。上世纪90年代，城市开放后不久，各地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率先走出来，形成了中国早期的民工潮。一直到2000年之前，民工的主要来源还是深度挖潜。但从2000年起，初高中毕业生成为民工的重要来源。到2008后的两年间，也就是他们初中毕业5年后，这些年轻人到了21岁左右，在农村进入适婚期间，很多女孩子因此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很多男青年也回家奉命成婚。这也就意味着最大量的农民工要回流农村。这是供给不足的一个原因。

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减少了600多万人，3年就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在经济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工后备人才青黄不接，由此造成了民工荒。劳动力供应将陷入长期不足的状态。

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2010年起，1950年后的出生人口进入退休高峰期，每年退休人口将超过1600万人。据此趋势推算，大约到2017年，中国新增劳动人口将转为下降，人口红利彻底消失。

制度设计不合理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诉求与现有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用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李智指出，“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政府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政府责任转嫁给企业。

而省政府法律顾问万力则认为，这场“民工荒”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现行《劳动法》应当是最要检讨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数众多的民工成了一个无法可依、无法可保的“弃儿”。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关于“劳动歧视”的条款也急需完善。

这样荒，那样荒，整个社会都有些“慌”。专家们的理论分析不一定比民工们说的话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小高风趣地说：“如果每月只给市长1500元，中国将出现市长荒；如果不给市长尊严，天下就没有市长。”

寒江雪（云南法制报）